观点 | 晚清“变局观”:反思中华文化的未来命运走向何方

摘要: 作为当时士人知识分子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局势的认识,晚清的“变局”观是有关中国与世界形势的一种时局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观。

12-10 19:02 首页 社会科学报

点击上方“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哦!

历史思考

作为当时士人知识分子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局势的认识,晚清的“变局”观是有关中国与世界形势的一种时局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观。它体现出,晚清知识阶层在天崩地裂的历史环境中开始反思中华文化的现实处境及未来命运。


全文大约3000字,阅读时长约为8分钟。


报纸原文:《晚清“变局”观: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朱叶楠


“变局”观具有浓厚社会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叶,孱弱的清王朝遭到西方列强的武力侵袭,这除了造成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外,也打破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数百年的隔绝状态。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曾多次出现过外族入侵,但这些外族及其文化最后不是被华夏民族征服,就是被安抚或同化,然而,从海外而来的西方列强却改变了这种几千年不变的局势。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如魏源、林则徐等因此率先从麻木的状态中觉醒。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如果说魏源还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西方“红夷”的东侵促使“史例”因之而“变”,那么同时代的黄钧宰则更早意识到“变局”的诞生:“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不过当时的士大夫普遍都还未曾真正感受到西方的威胁,变法的要求也并未显得迫切,所以,这种想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十余年间影响十分有限。

  

魏源与《海国图志》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人来华立约通商者与日俱增,中国利权与尊严受到越来越大的损害,日本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的成就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刺激。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开始明确警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正在发生。如王韬就认为:“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从“天心”移转的角度来说明泰西诸人的得天之势与器艺技巧的层出不穷,中国面对古今以来未曾有的境况,如果不变就将为世界所淘汰。更为著名的是当时担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他在奏稿中沉痛表示:“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史前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身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李鸿章以西方闯入中国疆界、割据通商为千古未有之事,抨击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仍苟安于章句之学的钻研,没能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千古危机。

  


由于李鸿章在学界、政界的巨大影响,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类似的观点在朝野上下蔓延开来,“奇变”、“奇局”、“变局”、“创局”、“奇境”、“大变”、“世变”、“运会”等词汇也纷纷出炉。从流传至今的各种文集、奏折、书牍、日记与报章杂志看,当时从官绅士人到普通民众都常常不无忧患地谈论“世变”。而在时间点上,特别集中于甲午战争前后。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共同觉醒,以及变局观在晚清社会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


“变局”观的深层文化内涵


变局观作为一种时局观与一种文化观,其最主要的观点是,在西风东渐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的变化既不同于以往,又难以借由现有的经验来加以认知,因此有必要对新世局采取不同的认知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变局观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初步探索。虽然晚清士人在解释变局时,仍偏好用传统“运会说”来应对。“运会”即时运际会,首创于宋儒邵雍,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对其加以改造,只是强调世变出于天地之力,人只能顺势而为而无法抗拒。就时间运转的自然规律来看,“世变”是天地的必然之势,而人事本应顺天,所以,变革就具有必要性。既然“世变”是必然的,自然应该提高警觉采取应变以避免世运之灾祸。晚清一系列的西学翻译与变革运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此。“运会说”可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借由传统来认识新局面时所采取的一种过渡与折衷的方式,其背后有一套极为关键的支撑性论述,那就是以强弱论天下、论时事的思维,以及历史发展有其方向与目的的观念。这是作为一种文化观的变局观的深层内涵。

  


中国近代早期的强弱意识是在激烈的中西冲突下所形成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把近代中国的“变局”与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局面相提并论。在这样的比较中,中国已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之一。这意味着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已产生动摇,中国逐渐沦落为列强争相竞逐、瓜分的“弱者”。虽然伴随国际社会观念的开启,中国近代早期的知识分子也逐渐接触到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与“公正”概念,但是面对西方列强在中国侵吞的事实,他们也无不感受到公法的不可靠以及“势”与“力”的必要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当时开明的士人一般都是通过中国的“弱势”与西方“强势”的强烈对比,警告国人以求觉醒和自强。


新的历史进步意识启蒙


在知变而应变的情势下,那一时期的士人们普遍相信,通过对西方高度发展的“格致之学”(西用)的学习,中国可以重回富强之林。于是,在士人们的理想中,传统的道德、伦理必须居于“中体”的核心位置。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代表着人类世界发展到更高程度的格致之学反倒是眼前的当务之急。这也就是所谓“立国之本”与“强国之路”的悖离,以及“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强调格致之学以为竞争的工具,也就是重视外部知识,强调形而下的“器”的力量。

  

晚清时期军队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格致之学与阐明国际局势的过程中,开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士人在对西学有所了解后,注意到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并试图通过历史阶段性进步的概念来指明中国理应变革、前进的方向。郑观应的一段话可以代表这样的论述模式:“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在这里,郑观应将格致之学视为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关键,并且通过历史变迁的模式,表明了一种历史进步论的想法。在这样的论断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种类似于西方启蒙时代的历史阶段论的历史意识,通过西学的翻译、传述以及现实中强弱对比的冲击,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萌芽。

  

当时士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古胜于今”或“一治一乱”的理念,但这种历史意识已经开始动摇,一种新的进化与进步意识和史观正在酝酿。王韬在一篇文章中明白地指出,中国必须富强、变法,并循着一种世界史的方向前进:“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王韬以效法西洋为入手门径,说明中国不能不适应这种局势,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地球万国将日趋于混同为一。

  

梁启超


这种历史发展方向与目的的乐观预测,不管其内涵是否符合西方启蒙时期的乐观进步主义,都已在说明:在王韬、郑观应等一代人的眼中,尽管仍存在着变革上的矛盾之处,但历史已不再仅是服膺于时间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这种在危亡变局下所形成的新的历史进步意识,成了后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历史进化论与大同乌托邦的先声。有“变局”观作为思想背景和先导,进化论思潮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迅速传布与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运动密切相联,彻底转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内核和外在形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转化创新研究”(批准号为16JJD720004)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1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相关文章


文化 | 杜诗不老,回响在杜甫草堂里的童声

民族复兴的精神生产力得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 社会科学报

民族复兴的精神生产力得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 社会科学报


长按二维码关注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社会科学报官网:http://www.shekebao.com.cn/



首页 - 社会科学报 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