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空间错配” | 社会科学报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资源错配的严峻挑战。如何全面理解中国的空间错配和金融错配问题,如何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方争鸣仍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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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资源错配的严峻挑战。如何全面理解中国的空间错配和金融错配问题,如何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方争鸣仍未有定论。


全文大约3800字,阅读时长约为10分钟。


报纸原文:

钟宁桦:去杠杆,核心在于持续推进国企改革》

《陆铭:化解空间错配,应从集聚走向均衡》


作者:钟宁桦 陆铭



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RICE-CCES)特邀两位专家进行讨论,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和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钟宁桦。两位学者围绕“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空间错配”和“中国经济去杠杆与国有企业改革”展开了对谈。


陆铭

钟宁桦


中国经济出现了空间错配的问题


陆铭

化解空间错配,应从集聚走向均衡


资源错配是结构性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实践做得还远远不够。2003年以来,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的表现,一为“人往高处走”,即人口向东部和大城市集聚;二为“资源向低处走”,即行政控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配置。

  


资源错配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下降了,这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并且,不同区域的资源错配程度并不相同。我们发现在2003年之后,西部资源配置效率恶化最严重,中部次之,东部配置效率则最好。这证实了中国经济出现了空间错配的问题。

  

错配的工业开发区


土地是分析空间错配很好的切入点。2003年后,与东部相比,中西部作为人口流出地,其土地供应份额却在持续上升。有了土地供应,中西部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大建工业开发区,乃至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开发区;二是广建新城,结果是新城超标建设,造成大量房地产库存。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是经济增长,似乎带来了家门口就业和人口东移的放缓,但在长期内却因回报较低而不可持续。同时,在人口流入地收紧土地供应的政策又推升了该地方的房价。

  


2003年之间开发区建设浪潮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认为存在开发区过热。2003年,中国关闭了大量开发区,关闭数占当时总数约70%,且多数是东部的开发区。这使得沿海地区或者东部开发区企业在全国占比在2003-2004年一下子下降了20个百分点左右。自此之后,中国的开发区政策更加向中西部倾斜。

  

关闭开发区,使受影响的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恶化。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与开发区企业相比,失去优惠政策企业的TFP增速相对下降。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东部的企业在开发区关闭后,其TFP增长受到了负面冲击。这表明,从促进效率的角度说,开发区政策仅适合东部企业TFP增长。同样的政策在中西部对于提高企业TFP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实践上,政府将东部的开发区大量关闭,在中西部大建开发区,结果当然不利于效率提高。

  

“远、大”的新城


中国新城多到了什么程度?国家发改委说大概有三千个新城。而我们在网上收集了675个新城规划,其中458个的规划总和人口是接近2亿的。假设我们的新城样本是有代表性的,且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左右,则不难推论出全国新城的规划总人口是12亿。即便我们的样本代表性不足,那么打个对折,也有6亿人口的容纳量。

  


这些新城规划得十分“远、大”,并大量建在人口流出地。根据我们的数据,新城规划面积的均值是114.8平方公里,与主城距离均值是25公里。从2006年开始,新城成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在全国普及开来,新城也越来越多地扎堆于中西部。

  

后果上看,新城首先催生了大量地方债。2006年,城投债112.0亿元,到2009年达到1213.8亿元,到2012年更是达到4718.9亿元。其次,新城的背后是土地供应的变化,导致了房价问题。2003年后,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收紧,而人口流出地的土地供应增加。人口流入地正是东部(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的城市。在土地供应条件变化下,前者房价开始高于后者房价。少数地区的房价上涨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东部城市房价上涨,一是带来生活成本上升,加剧劳动力进入障碍,形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二是挤走了实体经济的投资。如此则企业“缺人、缺资本”,成本持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下降。

  

尊重市场力量,实现空间优化配置


化解空间错配,应尊重市场力量,从集聚走向均衡。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区域“均衡”发展,而不是“均匀”发展。造成空间错配的制度根源是激励地方经济总量增长的绩效机制。每个地方都要最大化本地的经济增长,全国追求“均匀”发展,这使得中国的行政力量热衷于将资源向内地配置,带来“资源向低处走”的政策扭曲,与市场力量背道而驰。

  


中国是大国,应当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这就要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作为统一市场下的增长动力。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包括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和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也只有集聚在城市才能完成。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强调劳动力自由流动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首先可以促进平等,缓和区域和城乡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第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三,促进中国形成现代国家治理机制,让“用脚投票”成为约束地方政策的机制。



去杠杆,核心在于持续推进国企改革

钟宁桦


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是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劳动力、技术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这三点也是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关键变量。但数据告诉我们,在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不明显了。因此,资本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就非常重要。而两者的实现都要依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我们需要追问两点:资金是否配置到真正高效的、有现实生产力的企业上?资金又能否配置到有创新潜质的早期项目中,以支持它们的发展?

  


问题是,中国金融配置效率近年来在下降,但我们的流动性却膨胀起来了。数据表明,2008年之前,中国每1元GDP需要1.2元新增信贷,而最近已经接近4元。粗算下来,目前的金融效率大概是2008年之前的三分之一左右。恰恰从2008年开始,货币供应量(M2)从不到50万亿快速增长到2016年底的155万亿,目前是当初的三倍多。

  

低效国企集中了大部分债务



钱多了,但用钱的效率下降了,这就导致国家整体债务累积。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168万亿,债务与GDP比率达到了250%。近期可能我们国家的债务总额要接近200万亿,对GDP比率接近300%。

  


谁在借钱?主要不是政府,也不是居民,而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不断上升,从而拉动国家整体债务的上升。但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研究表明,1998—2008年,大部分非金融企业负债率却在下降。这意味着债务主要集中在少数企业上。

  

少数企业又是谁?是国企。2013年规模以上企业共34.5万家,债务总额50万亿,其中,借钱最多的500家企业的负债是13.5万亿,占比超过四分之一。而后者大多是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大量民营企业的负债率在下降。也就是说,民企借钱越来越困难了。国企债务多,民企贷款难,这就形成了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国有企业效率高,债务也可以容忍,但与民企相比,国企的效率恰恰是很低的。研究表明,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要比私营企业持续低7%左右;国有企业使用了中国一半的金融资源,产出上的贡献却不到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反之,私营企业使用的金融资源占比却远低于其产出占比。

  

去杠杆要精准,加杠杆要有效


企业债务是结构性问题,所以总量层面的政策是无效的,货币政策就是一例。2008年至今,货币政策宽松,M2增加了100万亿,但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中,大部分的资金集中在少数国有企业上,而大量真正高效的、有生产力的企业却出现贷款越来越难的状况。因此,流动性越是宽松,“金融不支持实体”的问题就越严重。

  


因此,结构性债务问题就需要结构性政策来解决,关键是在低效部门去杠杆,在高效部门加杠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去杠杆”。问题是谁应当“去杠杆”?我认为“去杠杆”不应一刀切。实际上,大部分企业的杠杆率已经下降了十几年。“去杠杆”应当是对累积巨量债务的少数国企而言的。

  

数据告诉我们,最近两年国企负债增速仍然在10%以上,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国有部门不敢触动,又不能触动?一说是国有企业承担促进就业的任务。但实际上,国企并非承担就业的主体,真正承担就业的主力是民企。假如将国有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按照市场规则公平地分给广大民营企业,我相信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因此,维系国企的高债务,局部看是保企业,全局看还是社会受损。

  

又一说是国企要“保增长”。2014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迅速下降,地方为了“保增长”而吸引国有企业来投资。数据上看,国企投资增速2015年下半年还只有11%,到了2016年初一下子达到22%。国企的钱从哪里来?还是靠债务。

  

无论是“促就业”还是“保增长”,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国企承担了政府责任,导致“政企不分”。这决不能成为维持国企高债务、放任金融低效率的借口。

  

总结来看,为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中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任务仍然在于持续推进国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同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即在高效的地方加杠杆,这样才能激发新的增长动力。


作者介绍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成果获得包括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已出版《空间的力量》、《大国大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等多部专著,其论文也发表于多本国内外权威杂志。

2015年(32岁时)获得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7年入选由中组部实施和选拔的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6年当选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曙光人才和上海市年度“社科新人”;2014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他的研究以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重点是通过考察微观企业、银行与家庭的经济决策,来理解我国各类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8期第4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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